劳模是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劳动先进模范人物。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的社会精英。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劳模情结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维埃时期就已经种下。

晚年的毛主席为什么要提拔农民陈永贵、工人吴桂贤当副总理？

他不是简单的提拔谁？而是在解决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权力为什么会慢慢长出“老茧”。一个国家刚建立的时候，人事是杂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各有各的活法，也各有各的判断，但只要体系一稳定，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会写材料的人更容易留下来；会做汇报的人更容易被看见，而那些不擅长这些的人，会慢慢被挡在门外，久而久之门槛就不再写在制度里，而是长在结构里。一句话：“门槛很多时候不是规定出来的，而是慢慢筛出来的。”咱们得承认一个很现实的事，任何组织只要运转久了，都会长出一层“老茧”。

什么叫权力的“老茧”？不是别的，就是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办公室里，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会一点点变掉。他看世界，不再靠眼睛，而是靠文件、靠报表、靠别人整理好的结论。但问题是，文件可以被润色，数据可以被修饰，逻辑也会被整理得很漂亮。坐在上面的人最怕的其实不是“累”，而是失“真”，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看不到真实的生活，最后，只能在一种被过滤过的“二手现实”里做判断。所以你再回头看，让陈永贵、吴桂贤这些人进来，是让他们来“当官享福”的吗？恰恰相反，这是给整个决策层，强行加装一套“真实的感受器”，不是让他们去适应权力，而是让权力重新适应现实。让那些从来不写报告，只知道干活的人，直接走进来把最生硬、最不好听甚至最刺耳的现实，摆到桌面上；再往深里看一层，人有一个本能会自觉不自觉地靠近和自己相似的人。读过书的更容易认可读过书的；搞机关的更容易提拔懂规矩的。时间一长，说话方式一样，思维路径一样，连看问题的“死角”都差不多，看起来很稳定，但其实只剩下一种经验，一句话：“当经验开始重复，判断也会开始重复，连犯的错误都会重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让农民、工人进入国家决策层，改变的从来不是谁坐在那个位置，而是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参与国家的方向。

陈永贵【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从农民走到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从纺织女工走到副总理。

孙健【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从普通工人走到副总理。

孙健

孙健

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素文从商店营业员走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还有很多类似的有能力的人，他们带上来的不是“头衔”，而是那些从来不会写进报告里的问题。一句话：“听见，不等于理解；理解往往来自经历。”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有能力？

过去几千年，我们的逻辑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能写漂亮文章的，能坐而论道的，能引经据典的，那都是有能力的人。但毛主席在那个时代，有另一种判断方式：就是“能不能把事情办成？”陈永贵能在贫贫瘠的虎头山上，硬生生修出旱涝保收的梯田；吴桂贤将接头速度提升，创下“万锭不断头”全国记录，这种从千锤百炼的实践里长出来的认知，能在现实里把问题解决掉，也是另一种能力。这些能力未必写在书上，但它真实存在。一句话：“会表达是能力，能把问题解决掉则是另外一种能力。”有些认知是书本里长出来的，有些判断是土里生出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一个细节，吴桂贤当了副总理，仍领工厂67.2元月工资；陈永贵进了政治局，还要靠大寨工分和生活补助生活，他们甚至时间都被分开，遵循“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搞调研，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必须回工厂劳动和大寨修地。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一旦你彻底脱离原来的生活，那套真实的感受，很快就会消失，你也会慢慢变成你曾经对抗的那种人。所以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克制的设计，给你全力去决策，但尽量不让你脱离现实。所以你会发现，到后来我们很多选拔机制里，都会反复强调一件事“基层经验”，为什么？因为有些判断，不是学来的，是走出来的。一句话：“你走过什么路？决定你会为谁着急！”再往上看一步，这件事其实指向一个更深的规律。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只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当那些真正生活在土地上，车间里的人无法进入体系的时候，决策就会慢慢离真实变远。

回头看，这件事的意义，从来不是谁当了副总理，而是，这个国家愿不愿意让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参与决定它的方向。所以，老人家当年做的，从来不是让工农去当官，而是要让权力始终可以长出对人民的感觉，不要忘记人民。